中国的翻译历史经过两个阶段：清末民初时，我们对西方了解太少，为适应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采取的方法是“归化”。比如林纾翻译《福尔摩斯》时，说他“拂 袖而去”，现在我们都知道西装袖口是做不出这个动作的。翻译中的这类扭曲，当时也无可奈何，必须先让中国人理解为先。鲁迅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极力强调保 持语言的原汁原味，可惜他的实践并不成功，但那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值得肯定。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深，新时期的翻译，追求的方法是“异化”，尽量把有差 异的文化信息直接翻给中国读者。其实翻译永远不可能百分百契合原著。有一句名言：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在历史上，外部世界了解中国主要是靠马可·波罗、利玛窦和史密斯等外国人写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籍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做了相当的贡献，但是，其中有 些观点具有相当的片面性，甚至有对中国文化的歧视倾向。中国主动向外国介绍自己的有影响的著作甚少，中国历史上对本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欠账理所当然应当由现 代中国人去补偿。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差异而精彩纷呈，每种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大观园中的奇葩。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是让彼此相互理解、共同繁荣的重要过程。中华文化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增强生命力。
　　如果一种文化在本国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不能指望成为世界的文化。这就好像中国武术在中国非常普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成为流行世界、 名扬四海的“中国功夫”；而中国的文化精粹“京剧”，多少受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慢待，要指望中国京剧在世界取得像西方歌剧在中国的地位，就需要我们踏实 培植国内基础，同时加强对外传播，双管齐下才有成效。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分享祖先的荣光。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仅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也不是文物，可以只强调其考古价值。文化需要在发展和传播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文化是人类文明体系中***娇嫩、***珍贵、***核心、***持久的部分，一国政治、经济很可能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而盛衰不定，但该 国的文化却不因此种涨落不定的变化而改变其初衷、其精神，只要此文化在，则此***、此文明终必复兴；反之，如果文化的内在精神、活力与伟大传统，被拦腰斩 断或被异质文明彻底同化，则这个社会的纷乱、文明的衰落绝不因一时的政治稳定或经济繁荣而改变，因为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深的本源、动力与理想境界， 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正确战略和策略遂成为文明复兴之重要前提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