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大学毕业。如今想来，那个暑假耀眼的阳光总是让我眩晕。一个初出茅庐的应届毕业生，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迷惑，顶着烈日奔波于那个内地城市的各间写字楼和招聘会。没有任何工作和社会经验，我觉得自己简单卑微得与那些外来的打工妹没有任何区别，而在学校里学来的那点知识仿佛根本派不上用场。那一年，电视新闻里不断地重复“双向选择”这个新的名词，大学生们也不再简单地等待分配和依靠父母关系。但工作机会即使在这样一座内地的省会城市还是屈指可数。于是，在任何一个小小的职位面前，都常常是等满了各种***各种专业的应届生。我记得，我应聘的职位包括律师事务所的文员，英语培训班的老师（结果那边让我做值班主任，也就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小姐，证券公司的录入员，太太口服液的广告策划，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客服（在那里我碰上了我的同学，她被录取了，我落榜了）。那时候我真的很灰心，心情也很低落。我在报纸的每个角落里搜索，只要有机会，不管是专业对不对口，就去碰运气。我的父亲是地质队的高级工程师，母亲在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废品收购站负责。本本分分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权势，却给了我充分的自主权利。直到今天，我都说不清楚我父母的这种态度对于我是好还是不好。当然，他们都是爱我的。他们都没有参与我的求职，也不象其它父母一样到处找关系。爸爸会问一问结果怎么样，给我一些意见，妈妈会烧好饭在家等我。他们的爱无言地融在了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我报名学习了电脑培训，算是打发一点时间，也为自己增加一点筹码。9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广东，去的话见个面聊聊。当时我都几乎想都江没想就答应了，一是在家呆的时间似乎太长了，连我自己都厌倦了；二来父母也不反对，爸爸的意思出去见见世面也好。于是，我很快就答应去见个面。我已经不记得见面的地方和初次见面的印象了。只记得见面的人，因为他们在我后一年的生活中起了很主要的地位。他们都很年轻，是湖南人，在广东打工好几年了，似乎深得老板信任。他们说那边是做游戏机设备的，有些技术资料和说明书需要翻译。这次回长沙办事，老板就让他们在家乡带个翻译过去，工资1000元，提供住宿。当时我几乎没有去想这份工作究竟是做什么，广东有多远，只知道终于可以有工作了，哪怕是去到天边也是可以的。因为我真的厌倦了在家里苦等的滋味。我没有犹豫，很快就答应了对方；妈妈尽管有些担心，但爸爸答应陪我一块过去，也就默许了。于是，我们很快买好车票，第二天，就踏上了去广州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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