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文学，艺术史中，他们的美女形象或许是莎翁十四行诗中的敢于追求爱情的女神雅典娜；是达芬奇笔下恬静的颇具田园情调的蒙那丽莎；或许是《乱世佳人》中在磨难中逐渐成长的，坚强的斯佳丽，是敢爱敢恨，坚持自我的简爱。他们身上都凝聚着一种认识自我，解放自我，回归心灵，张扬个性的人文精神。这，是中国传统美学中所缺少的，也是现代思想中应该补充的，我们的电视剧，有些是取材于历史，但毕竟服务于现代观众，传统的文化意境，我们传承，封建的流毒，就应抛弃，在尊重历史时，可以批判历史，把眼光放在挖掘历史人物的个性与精神家园，并不等于一定要修改历史事件。人文关怀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历史的回应。 

现代人对美的评判标准，更随意，更注重个性。常常会“不因美丽而可爱，却因可爱而美丽。”与传统相比，强调个性的同时，并为放弃对人与自然融合之美的关注；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情与理的相合之时，其中的善与理更多偏重了真实感，友善热心的人情味儿，而逐渐地远离了是否遵循一定秩序。 

现代对女性美的评判，总能从东西方画论中得到启示，中国传统画论的***得意处在于宋元时期的文人山水画，托物言志，尽诉胸怀，而人物画，特别是关于美女画的记载，多出与唐及魏晋南北朝，唐代绘画，人物美女尽展“错彩镂金”之美，雍容华贵，作为大唐盛世的点缀物和附庸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混乱，社会***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自由***解放，***富有热情与智慧的时代，《洛神赋》的洒脱飘逸，赋予一个时代磨难中的舞女神的品质与气息，其中融会着曹三父子与舞女间的浪漫传说。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反弹琵琶，无不充满了宗教色彩和浪漫的古典韵味。这，使我们联想起欧洲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那是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年代，此时画中的女性，多披上了宗教及神话的外衣，多姿多彩，浪漫而华贵。 

王献之《洛神赋》，和与之相通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渠出绿波”。这又与中国的哲学思想，绘画及舞蹈境界密切关联，从中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美的理想和由此所塑造的美的形象。画国画这，无论人物山水，均喜感悟禅境，王维诗中有禅境，画中也自由禅意酝于其中，“其得于阴与柔，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论，如漾，如绿，如朱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睽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中国的古典美女画，近似于山形面面观的画法，四大美女如画在一张卷上，我们可能难于从容貌分辨出哪个是贵妃哪个是貂禅，而必须借助她们身边的明月，溪流，花鸟，或画卷上的题诗，因为，在中国画论中美在意境，和谐与平衡，并非在于突出个体。 

西方人眼中的美永远是那么理性，那么合乎逻辑，他们眼中，窈窕的躯体，有着美妙的数字比例，微妙的数学构造；而这躯体的比例又是流动的，是活人的生动的节奏韵律；真和美，具体与抽象，在西方人眼中出于一个源泉，归结于一个成果。 

电视剧中的人物造型，以古典女子为例，往往在***初形象设计上，吸收中国古典美女图的特征，令其神似，并符合历史年代特征，身份特征；而在拍摄中，又必须遵循西方绘画，摄影基本原理，注重光影，明暗，比例，体现立体感，也就是说人物的处理要终归于镜头的表现而历史剧的人物仍保留其历史时代及人物自身的韵味，例如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美女人物如同一幅幅精雕细砌的工笔画，黛玉葬花，晴雯补裘等画面活灵活现的呈现在电视屏幕之上，人物的性格，品性也符合工笔画的精巧与细腻；而《水浒》中的孙二娘等女性则有白描，大写意之韵；加之前边所提的《洛神赋》、敦煌飞天之类，则为帝王宫廷与宗教朝圣之品，无论工笔还是写意，均由丰满的色相到达***的心灵境界，所谓禅境的表现。 

国际在线 2005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