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文艺政策及其对苏联文学产生的影响

张捷　

    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变，始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逝世。当时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某些人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在举行斯大林葬礼的第二天，即3月10日，马林科夫就在苏共中央***团会议上指出，苏联历史上存在的许多不正常现象的实质在于“个人崇拜”，他要求“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这是首次对斯大林的批评。同年9月，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后，进一步推行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当时开始披露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为一些人平反昭雪。
    这时有的作家敏锐地感觉到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并立即在他们的作品里加以表现。老作家爱伦堡于1954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的第1部。小说通过主人公之口，反复讲到严冬即将过去，“已到解冻时节”，“春天就在眼前”，已听得见“春天的喧闹声”等等。作者用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话来说明作为“严冬”的斯大林时代正在过去，被称为“春天”的新时代即将来临。小说的主题是对斯大林时期的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写人们思想感情的“解冻”。应当指出，当时重新抬头的人道主义思潮对《解冻》这部小说有较大影响。小说中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人道主义的义愤。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个人的命运的思想，贯穿在小说各个方面的描写之中。可以说，《解冻》在表现人道主义思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小说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蕴含着对斯大林时代的厌恶和否定，突出地表现出了批判主义倾向。后来这样的作品不断增多，西方评论界利用爱伦堡这部小说的名称，把这一类作品称为“解冻文学”。从此“解冻”一词为苏联国内外许多人所使用，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做报告，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下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是社会上随后出现的否定一切的思潮的总根源，同时这也***助长了文学中的批判主义倾向，使得带有批判主义特点的作品明显增多。当时担任《旗》杂志主编的柯热夫尼科夫曾这样说过：编辑部“简直堆满了用黑颜色描绘我们现实的作品。不登这样的作品，就会受到‘保守’、‘压制批评’、拥护‘旧的路线’等等的责备”。 
    在不少带有批判主义特点的作品里，批判斯大林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他从1949年起陆续发表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中，删去了以前写的赞扬斯大林诗句，专门写了批判个人崇拜的《童年的朋友》和《有过这样的事》两章，尤其是在后一章里，更是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的指责，说“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把他“与生活隔离”，使他成为一个“威严的精灵”；他“俯瞰着世上的一切，/ 像全能的上帝，无所不管”，他“严酷的手牢牢握着权柄”；他“只要说上一句话，只消皱一皱眉头——就是法律”，“在盛怒的时刻，他蔑视法律，/ 会向整个民族的身上，倾泻他圣上的怒火”；说他好大喜功，弄得农村衰败，“人们的苦难没有头”。其次，许多作品仍写批判官僚主义的主题。例如，基尔萨诺夫在长诗《一周七天》里，用童话诗的形式对各级行政机构和“心如铁石”的官僚主义者进行了夸张的描写，照他的说法，整个***似乎被官僚主义乌云遮住了。又如，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是单靠面包》描写了官僚主义者和技术***拉帮结派、钩心斗角、争名夺利等现象并进行了批判。而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则提出了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问题，其基调是反对一切暴力，否定十月革命。
    应当指出，在苏共二***后的大约五六年间，赫鲁晓夫对爱伦堡的《解冻》以及随着出现的批判浪潮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当年的情况时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一词。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生活中出现了解冻。我对那个时期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成。”他还说，当时苏联领导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冻的同时，又有担心，生怕解冻引起洪水泛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似乎曾经阻止过解冻”。 
    事实确实如此。赫鲁晓夫本人也曾反对过只讲暴露，反对过“给现实抹黑”，对《不是单靠面包》之类的作品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事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但是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是害怕危及自己的地位罢了。
    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除了进一步反对斯大林外，还宣布苏联和苏共已分别成为“全民***”和“全民党”，他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而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是赫鲁晓夫觉得自己的地位稳固后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迈出的严重的一步。如果说，他在二***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主要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的话，那么他在二十二大上提出上述口号和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的破坏。二十二大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被宣布为苏联文学的“思想旗帜”。
    抽象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否定人的阶级性，鼓吹自我中心论和个人价值本位，主张个人的***自由，因此是与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对立的。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会引起文学观念的根本变化，必然要改变苏联文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导致列宁早已批判过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无***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文学观的复活，***后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就会被改变。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当时出现的“写真实”论、自我表现论、“非英雄化”等错误观点和倾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还给文学界的某些人以反对党和***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文学成就的思想武器。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把抽象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确认为“主流意识”，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对整个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作家，也开始把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重视人、爱惜人的生命等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社会主义文学的艺术描写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文学主人公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人重新被置于艺术描写的中心地位，普通人成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他们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成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主要内容。这样做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助于克服过去一度存在过的忽视人的倾向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但是由于有的作家没有完全分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抽象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性的学说的界限，加上对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艺术掌握有时失去分寸感，曾出现过不少偏差，结果他们的某些作品与批判主义作品比较起来，区别并不太大，而且这样的作品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文学本身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口号对批判主义文学的发展甚为有利。它不仅给批判主义文学的文学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其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使得它的创作队伍有所扩大。在文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自由派。其组成人员除了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老作家(例如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别尔戈利茨、格罗斯曼、潘诺娃等等)外，还包括一批自称为“二***产儿”的年轻作家(例如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等诗人，阿克肖诺夫、格拉季林等小说家，拉克申、杰德科夫等批评家)，后者由于是在赫鲁晓夫当政前后登上文坛的，后来被称为“六十年代人”。所有这些人受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已不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他们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这些人成了批判主义文学的基本队伍。他们控制了一些文学刊物(例如《新世界》、《青春》等)，有了自己的文学阵地。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直接得到赫鲁晓夫的庇护和西方舆论的支持，批判主义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甚为迅速，出现了一批受到苏联国内外瞩目的作品。
    首先，有的自由派作家配合社会上出现的批判斯大林的新浪潮，写了不少反斯大林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推出了长诗《焦尔金游地府》，这部得到赫鲁晓夫本人赞同的长诗所写的阴曹地府完全是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的影射(“这里的一切，全和阳世相仿”)，诗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说他既主宰着活人也主宰着死人的命运。叶夫图申科的《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写的是把斯大林遗体搬出陵墓一事，诗中提出了“我们把他 / 搬出了陵墓，/ 但是怎样才能从斯大林继承者身上，/ 把斯大林搬开？”的问题，诗人认为“只要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还活在世上，/ 我就觉得，/ 斯大林还躺在陵墓里”。他“请求我们的***，/ 墓碑前的哨兵 / 要增加一倍，/ 两倍，/ 以免让斯大林 / 和过去同他一道起来”。不少作品写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渲染当年的恐怖气氛。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第6部里也讲到斯大林，说斯大林“有很高的智慧，同时有更多的阴险狡诈”。他在讲到过去取得的胜利时，说它们不是“有赖于”斯大林的领导，而是“顶着”他的领导取得的，这完全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上面所说的是一些在60年代创作并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表的作品。那时还创作了其他一些未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其中的大部分后来流传到了国外。在这些作品中比较重要的是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别克的《新的任命》以及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和《一切都是流动的》等。
    60年代上半期，写劳改营生活成为批判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在这方面始作俑者是索尔仁尼琴。他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成批出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部小说主要写编号为“ill854”的劳改犯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劳改营里一天的生活。小说通过对劳改营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突出了那里非人的生活条件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谴责了管理人员的凶狠残暴；与此同时，它又通过对劳改犯的经历和被判刑原因的叙述，说明在苏联人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任何保障。小说虽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但是反对斯大林的思想政治倾向是十分明显的。索尔仁尼琴把这部小说交给了《新世界》杂志，该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非常欣赏，但是他知道很难通过审查，便求助于赫鲁晓夫。正好当时赫鲁晓夫再次批判斯大林的做法受到苏共党内某些人和中国党的批评，他需要文学的帮助。他听了他的助手给他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非常欣赏，把这部小说称为“乐观的作品”，甚至说它是一部“符合党的原则和任务的作品”。在苏共中央***团的会议上讨论这部小说时，赫鲁晓夫不顾某些委员持保留态度，强行作出全文发表的决定。这是赫鲁晓夫利用文学推行其政治路线的一个具体例子。索尔仁尼琴受到初战告捷的鼓舞，抓紧时间继续写早已动笔的反映自己在塔什干就医经历的《癌病房》和取材于***生活的《在***圈里》，同时开始写后来被人称为“反共宣言书”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写成后将其偷运到西方出版。
    有些作家继续揭露现实的阴暗面，表现“生活的痛苦的方面”，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暴露性和批判性。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批判主义作品数量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吸引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力，少数作品甚至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批判主义文学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它的主流地位。